在全球生物醫藥產業格局重構的浪潮中，中國創新藥企正以更成熟的姿態擁抱國際市場。曾幾何時，抗體偶聯藥物(ADC)憑借“魔法子彈”般的精準打擊能力，成為國產新藥出海的主力軍。然而，隨著全球ADC賽道逐漸擁擠、專利壁壘高筑及臨床數據同質化加劇，這一領域的授權交易熱度正在悄然降溫。取而代之的是，雙特異性T細胞銜接器(TCE)類藥物憑借獨特的作用機制與臨床優勢，正成為新一輪出海浪潮中的“破局者”。

ADC的降溫，本質是創新紅利的階段性調整。作為將抗體靶向性與細胞毒藥物殺傷力相結合的“第三代抗體藥物”，ADC在乳腺癌、淋巴瘤等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。但近年來，全球范圍內ADC靶點扎堆、適應癥重疊、專利糾紛頻發等問題日益凸顯。以HER2-ADC為例，全球已有超過10款同類產品獲批，中國藥企雖在工程化改造、連接子設計等方面取得進展，但在核心專利布局、臨床差異化設計上仍面臨挑戰。加之海外監管機構對ADC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要求愈發嚴格，部分項目因肝毒性、間質性肺炎等不良反應被按下暫停鍵，導致授權交易活躍度下降。

TCE的崛起，則源于技術迭代帶來的臨床價值重構。TCE通過同時結合腫瘤細胞抗原與T細胞表面受體，激活免疫突觸形成，直接殺傷腫瘤細胞。相比傳統CAR-T療法，TCE具有生產成本低、給藥便捷、可標準化等優勢，在血液腫瘤領域展現出媲美甚至超越CAR-T的療效。以CD3/CD20雙抗為例，其在復發難治性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患者中達到70%以上的客觀緩解率，且安全性可控。更重要的是，TCE在實體瘤領域的探索正取得突破——通過靶向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抑制因子，或與PD-1抑制劑聯用，有望打破實體瘤免疫治療的“冷腫瘤”困境。這種從血液腫瘤向實體瘤延伸的潛力，正是TCE引發全球關注的核心邏輯。

出海策略的轉變，折射出中國創新藥企的成長軌跡。早期ADC出海多依賴“fast-follow”策略，通過快速跟進海外靶點實現快速上市。而TCE的出海則更多體現“源頭創新”特質——中國企業開始在雙抗結構設計、作用機制探索、臨床方案設計上展現原創能力。例如，某國內藥企自主研發的CD3/BCMA雙抗，通過獨特的“2+1”結構實現高效T細胞激活與腫瘤殺傷，在多發性骨髓瘤患者中展現出優于同類產品的療效與安全性，已獲得FDA授予的“突破性療法”稱號。這種從“跟隨”到“引領”的轉變，正是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從“中國新”向“全球新”躍升的縮影。

展望未來，ADC與TCE的此消彼長，本質是創新藥產業從“技術驅動”向“臨床價值驅動”的進化。ADC不會退出歷史舞臺，但會回歸“精準化療”的定位，在靶點選擇、連接子優化、適應癥拓展上尋求差異化突破。而TCE則需在實體瘤適應癥開發、生產工藝優化、聯合用藥策略上持續深耕，真正實現從“技術平臺”到“臨床價值”的跨越。對于中國藥企而言，唯有以臨床需求為導向，以原始創新為根基，才能在出海浪潮中行穩致遠。畢竟，在全球醫藥創新的競技場上，唯有真正解決未滿足臨床需求的“硬科技”，才能穿越周期，贏得未來。